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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媒体对今年学界有关诚信与失信的人物做了一个扫描：吴征“克莱登大学悬案”，北大博导王铭铭“为名所累”，邹承鲁院士从质疑“基因皇后”到“核酸风波”到“克隆生命器官”中的“说不”，秦伯益院士“不能永葆青春，必须保持清白”等等，事实上，倘若我们对学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更为关注一些的话，我们还会发现，学界对学术诚信的呼唤已远不仅是停留在具体的个案揭露上，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上了。具体讲，至少有两点值得关注：

    一是从对失信个案的揭露到呼唤学术规范的重建。比如有学者认为，没有一个明确的学术规范是学术腐败的原因之一，进而提出制定包括注释、引文等在内的“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技术性标准”（王笛，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2002年第2期）；二是从对各种剽窃、抄袭的“直接失信”的批判，到对原创性缺失、低水平重复的剖析，比如有学者指出，“一些学者为了利益突破道德底线，或表现为对常识的冷漠，或拼命炒作常识”（盛儒，《中国改革》2002年第9期）。对此，又有学者提出“原创性丧失是当代中国学术失范的根源”（王晓华，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》2002年第2期）……以这两者的分析看，原创性的丧失既是学人失信的表现，又是学术失落的根源。

    可以认为，呼唤重建学术规范和对原创性的如是认识，有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启示。这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讨论。

    第一，透过揭露失信的个案，呼唤学人道德水平的提高依然十分重要，但从“制度比觉悟更可靠”的角度而言，重建学术规范并严格遵守，显然把解决失信问题，从个别推到了一般的制度层面。我们见到不少被揭露出剽窃个案的当事人以“引用”之名为己辩解的例子，倘有“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技术性标准”，则是不难分清是非的，而且这一“标准”无疑将对所有学人如何规范自己的“成果发布”具有明显的刚性和经常性特征。

    第二，“原创性缺失”问题的提出及认识，应该说得上振聋发聩??即便没有明显的大段抄袭，但所论泛泛，甚至人云亦云，这能算是研究与创造吗？学术成果的最根本质量之一，当然是其言之成理、持之有据的独创性，当这一点已经没有之时，当然不能是“研究与创造”了。此问题提出的重要性在于，“拼命炒作常识”之类现象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。因此，“原创性丧失”问题的提出，其意义并不比对失信个案的揭露小，相反，它更有深刻而普遍的现实针对性。

    透过对上述学术诚信与学术规范问题的介绍和讨论，我们以为，其更一般意义上的启示对包括商界在内的所有业界也是有价值的。从方法的角度看，诸业界的“规范”是否建、如何建，学界的成果可以借鉴；从产品的角度看，其策划研制、品牌营销等等，学界关于原创性问题的讨论成果也是大有可借鉴之处的。

    诚信问题，对当事者而言涉及道德底线问题；对社会而言，涉及制度安排问题。解决失信问题，当然也就需要既“提高觉悟”，也建立规范制度。而从更普遍的角度来讲，建立并严格执行包括某种原创性要求在内的科学规范的制度，更有必要，也更迫切。